新全球化思潮对合作抗疫的重要价值

发布者:孔维刚发布时间:2020-04-16浏览次数:10

马雪松

  当前,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懈努力和有效措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蕴含着纵跨地域乃至穿越疆界的情感扩散及信息传播的舆情能量场,中国在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提供了重要经验和有益模式,因而可以作为打量并评价新全球化思潮的“验金石”。

 

新全球化是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国际社会思潮的主基调、正能量、强心剂、新愿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格局加速变革,国际社会中各种思潮持续涌动并激烈碰撞。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产业竞争力下降、治理能力不振、劳资收入差距扩大、金融风险加剧等原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高失业率以及低福利等问题,激化了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外交层面的孤立主义、贸易层面的保护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换挡尚未完成、全球治理体系规则有待重塑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给全球经济复苏和良序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但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不会因此而停止。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推动者和贡献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近年来,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引领者、先行者,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遏制“逆全球化”开出了新全球化的良方善策。新全球化不仅是以平等互信、开放互容、合作互谅、共享互益为基本原则和重要目标的国际秩序格局与全球治理模式,还是事关国际合作和地区合作以及各国人民相知相亲的国际社会主要思潮,其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休戚相关、同此凉热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感。在全球共同抗疫期间,新全球化思潮成为国际社会思潮的主基调、正能量、强心剂、新愿景,备受瞩目。

  新全球化是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国际社会思潮的主基调。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缺少足够了解和充分预案的情况下集中暴发并迅速扩散。很多国家在严峻的防控形势之下以及突发的应急处置当中,承受境外政府、组织、媒体的谣言误传,其中不乏幸灾乐祸者的污名恶语、麻木不仁者的隔岸观火甚至包藏祸心者的弹冠相庆。但相比这些杂音,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和共克时艰以及各国人民的声援慰问和深厚情谊仍是舆情的主基调。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计划亲自前往武汉慰问柬埔寨职工,蒙古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仍积极支持中蒙间最重要的贸易通道,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为武汉加油……不胜枚举的事例所呈现的互信友爱以及鼓励支持,令人感念深切。

  新全球化是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国际社会思潮的正能量。长期存在于国际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并未在此次疫情期间销声匿迹,特别是在疫情尚未形成席卷全球态势之前,不乏无动于衷的风言冷语以及事不关己的高高挂起。在同负能量斗争角力的过程中,各国政府保持良好沟通,与人民携手同行,展现了昂扬上进、积极进取的正能量。日本初中女孩身着旗袍在东京池袋区街头冒着严寒为中国武汉募捐,在日华侨华人志愿者团体在东京池袋站前向当地民众免费发放口罩,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为首尔市捐赠防护口罩……这些行动传达了守望相助的无尽情意以及共克时艰的无限温暖。

  新全球化是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国际社会思潮的强心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一些国家一度出现了截留防疫物资、实施苛刻限制措施等现象。为此,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呼吁取消单边主义出口禁令、单方面管制边界以及歧视疫情国家民众等做法。疫情的强烈冲击力证明,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各国只有在同舟共济中展现硬核力量、在患难与共中彰显担当精神,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才能为稳定全球防疫抗疫大局注入强心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人民为尽量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世界卫生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也指出,中国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是在保卫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以上种种,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中国行动、中国贡献的高度肯定。

  新全球化是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国际社会思潮的新愿景。疫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战胜疫情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共同使命。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各国同气连枝、精诚合作,证明了“逆全球化”的错误。当前,“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美好愿景正在变为现实。中国通过多项措施助力全球抗疫行动,比如,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协调,同世界各国开展抗疫经验分享交流,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专家团队,向有困难的国家和地区提供防疫物资援助。从中国专家组携带救援物资设备赴援意大利、伊朗等事件中,国际社会真切看到了“加强协调,为维护人类健康福祉而努力”的前景和希望。


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间的利益一致性充分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前瞻性、深刻性、正确性 

  当前,人类正处在持续发展、广泛变革、深刻调整的关键时期,还处在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重要时代。在全球化向更深、更广层次发展的背景下,共同发展更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人类共同发展的历史潮流和时代趋势,不仅为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积极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社会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以及中国智慧,也为新全球化思潮所蕴含的安危与共、患难相恤、利益交融、风雨同舟等主张提供了价值取向和行动路径。在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各国人民的奋发拼搏和担当有为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前瞻性、深刻性、正确性。

  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间的利益一致性充分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前瞻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类整体的战略高度,自觉审视并明确回答事关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的重大问题。人类历史和现实所交汇的共同时空,以及愈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场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依据和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全球共同抗疫工作的开展,表明了各国人民休戚相关以及国际社会的天下一家。疫情面前置身事外、单枪匹马而独善其身、以邻为壑而远害全身的观念和行径,只会导致四处碰壁的下场。不同民族间相互合作和彼此支持,各国人民以长远眼光看待宏大目标,则必然能够战胜困难。

  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间的利益一致性充分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容纳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预期目标和行动路线的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及国际关系新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促进世界各国良性互动和互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携手应对,充分展示了各国人民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中增进信任、消除疑虑的可能性,在协商对话和谅解包容中化解分歧、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在和衷共济和相濡以沫中扩大共识、深化合作的可能性。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合作和彼此支持,让各国人民关注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主动寻求最大公约数来扩大利益汇合点。

  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间的利益一致性充分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确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反映世界发展规律的重要战略思想以及世界普遍联系的有效行动指南,由于其符合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能够凝聚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回应各国人民的深切关注,因此必然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优异表现,真正体现了精诚合作以及同心协力的精神,既契合现实规律也顺应民意人心。由此可见,只要不同民族相互合作和彼此支持,取得的成就便不因一时一事而受影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让人们看到了“逆全球化”思潮逆风浊浪的恶果以及新全球化思潮新发于硎的力量。


运用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宝贵经历,厚植中国与各国的友谊,消除历史隔阂,推进人类文明进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抗疫合力的凝聚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全球抗疫合力凝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最好注脚。在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众多催人泪下、催人奋进的鲜活事例让人们看到了新全球化思潮折射出的人类友好交往的深情厚谊、人类消除成见的宽宏气度、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福祉。

  新全球化时代应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厚植友谊。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指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临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民意基础的巩固、情感纽带的维系,依赖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在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展现了开放、共享、协作的精神,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奋战在国内国际疫区的一线医护人员、奔波于全球不同地区的公共卫生专家、坚守在平凡而又神圣岗位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在竭力传递相互支撑的正能量,真切表明了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应对各种挑战的真理。可以说,在新全球化时代,人心是最强大的力量,厚植友谊意味着彼此付出真心以增强实干信心;团结是最宝贵的财富,厚植友谊意味着将初始的磨合向深度的融合推进;行动是最真诚的表态,厚植友谊意味着将相互配合的协力转化为彼此交融的聚力。

  新全球化时代应进一步化解冲突、捐弃嫌隙、消弭隔阂。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认为,人类对知识和技能的追求要以谦卑和仁慈的方式进行,“不是为了心情的愉悦,或为了竞争,或为了比别人优越,或为了利益、名誉、权力或任何这些劣等的东西,而是为了生命的利益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智慧和独特力量表现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致力于相互尊重和求同存异。在新全球化时代,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日渐成为共识,消弭隔阂意味着各国必须努力将疏离和误解降至最低,而在艰难时刻、危急关头共鸣愈益激发;消弭隔阂意味着各国必须要摒弃各扫门前雪的狭隘观念。

  新全球化时代应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古往今来,众多东西方思想家以朴实无华而又极具远见卓识的语句,强调人类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的必要性和有益性。比如,阿拉伯哲学家阿尔法拉比提出,“人群共同体必须紧密靠近,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近代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密尔提出,“凡倾向于民族的混合,以及在共同联合中调和它们的属性和特征的,都有裨益于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中国与世界各国准确把握新全球化的时代大势,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真正实现共赢多赢。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密切合作,在抗击疫情并克服其消极影响、保护各国人民生命健康、提振全球经济活力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积极举措,中国政府协同多个国家成立应对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推动重大突发危机治理全球性合作机制建立。在新全球化时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意味着要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面风险、共担责任、共享成果,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新全球化思潮凝聚的强大力量,能够助推各民族繁荣进步、共同发展 

  新全球化思潮凝聚的强大力量,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魅力。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强调重要观念发挥影响的内在机理和制度因素,认为“观念成功的关键是它能够通过一种机制的传递而以共同体成员所喜爱的方式影响行为”。中国政府和人民与世界各国同心戮力,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全球化所指出的方向,即以观念背后的制度结构和治理体系作为必要支撑和根本保障。“根深而枝叶茂,行久而名誉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兼具制度优势和制度魅力,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够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其打动人心的魅力能够向全世界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面对当前这场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展现,为国际社会凝心聚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信心之源、能力之基以及把握所在。

  新全球化思潮凝聚的强大力量,能够助推各民族繁荣进步、共同发展。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在强调观念能够协调彼此偏好和维持多方合作的同时,认为“观念必须与其环境吻合,才能促进参与者的互动,让他们实现集体目标”。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既是各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最好办法,更是国际社会维护人类健康福祉的根本保证。新全球化思潮在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凝聚起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方案表明,各民族繁荣进步、共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和人民作为亲历者、见证人,能够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巩固利益纽带;在于各国政府和人民以情感共通和文化共鸣作为战略互信生发、巩固的心理桥梁,在国相交、民相亲、心相通的价值指引下实现各国人民的美好意愿;在于各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治理规则碎片化的新全球化过程中照顾、关切各方利益。

  新全球化思潮凝聚的强大力量,能够为人类早日实现大同梦想提供强大助力。古今中外有众多学说探寻人类理想生活,大同则是中国思想中蕴含理论渊源和历史依据的美好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他还在相关论述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关,中国梦是和平发展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世界梦是新全球化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

  总之,新全球化思潮在全球共同抗疫期间凝聚起强大力量,不仅在转危为安的意义上使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共同应对疫情扩散态势、共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更在化危为机的意义上使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把握时代脉搏、认清世界大势、加强协作沟通、拓展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实现互利共赢。

  (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导)